在涉及到合同诈骗罪的案件中，所谓的从犯，即协助主要罪犯完成犯罪活动且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发挥次要或辅助作用的犯罪嫌疑人。这类人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在犯罪行为实施期间，其主要职责为为主要罪犯提供必要的辅助性支持，例如准备犯罪工具，看守犯罪现场等等。
其次，在案发前，他们可能仅仅参与了有限的策划工作，提供了极少数的建议或情报。
最后，当犯罪得手后，他们在犯罪收益的分配上通常所占比例较小。
依据法律规定，涉案从犯应视情况予以减轻、从轻处罚甚至免于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
【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在合同诈骗案件中，从犯指协助主犯完成犯罪，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嫌疑人。其类型包括：受主犯指使参与犯罪的，以及为主犯提供物质或精神帮助，如望风、提供作案工具等，促成犯罪结果实现的。
二、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如何区分
将二者予以明确区分，可从以下几个重要层面展开探讨:
首先，关于主观方面。
需深入探究行为人在主观上究竟是真正了解到自身缺乏相应履行能力，从而精心策划并隐瞒真实事实，旨在实现对他人财物的非法占有;
抑或是实际上拥有一定程度的履行合同能力，但采取夸张方式来增强其所谓的履约实力，让对方陷入误解，然后通过执行双方商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进而达到获取特定利益的目标？其次，从履约能力来看，当事人是否具备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与担保，或者说他是否仅仅仅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呢？第三，关于欺骗手段的深浅程度。
行为人是否在刻意掩盖事实真相、伪造履约能力;
还是仅仅只是在物品数量、品质等方面存在一些与实际不符的问题？最后，关于执行合同的行径。
缔约合同之后，行为人是毫无意愿和行动去履行合同条款，缺乏诚实守信的精神，蓄意等待对方因轻信而履约会成为受害者，待获得非法所得之后，便借故逃避责任、拖延付款乃至逃匿;
还是对此项合同履行持有较为务实主动的态度，既获得应有的权益，同时也愿意承担应尽的职责？以上这四个因素共同构成判断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行事的根本动机，亦即他们究竟是以欺诈财物为主要目的，还是通过严格遵守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来获取合理经济利益。
为了准确评估行为人主观意图，需要综合考虑的是他们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运用了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一旦违约所展现出的应对态度等多个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三、合同诈骗罪律师代理费需要多少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律师代理费用问题，并不存在统一固定的标准，其具体数额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事例本身的复杂性、所处地域环境以及委托律师的执业年限及声誉等都将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普遍而言，在经济较为繁荣的地区，诸如一般的合同诈骗事例，其代理费用起步价便有可能高达数万元人民币；若案情复杂或者涉及到的犯罪财产数额庞大，代理费用有可能进一步攀升，甚至可达数十万元之巨。当然，一部分拥有丰富经验且社会知名度较高的律师，他们收取的费用往往相对较高，早期从事法律行业或者经验尚浅的律师则可能收取相对较为实惠的价格。然而，收费水平的高低并不足以直接反映出服务品质的优劣。因此，我们建议在挑选律师代理时，务必全面权衡律师的专业素养、工作经验、收费标准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并在详细咨询事例相关信息之后，与律师共同商定一个合理的代理费用方案。
在合同诈骗案件中，从犯指协助主犯完成犯罪，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嫌疑人。其类型包括：受主犯指使参与犯罪的，以及为主犯提供物质或精神帮助，如望风、提供作案工具等，促成犯罪结果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