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
邓凯,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2010.8-2016.1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工作,2016.1至今在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邓凯律师是广东省刑法学会理事、广州市律协普通刑事犯罪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邓凯律师在法院工作期间曾经手办理刑事案件数千件刑事案件。撰写多篇案例、文章被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司法》等刊物采用。邓凯律师辞去公职后到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刑事辩护工作,亦有多个成功辩护案例,办理刑事案件实务经验丰富。 部分办理过的典型案例(与企业合规有关的): 1.向某行贿案——向某是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大股东,公司有数百名员工,其公司给国家工作人员宋某干股,多年下来以分红名义行贿2000余万,向某被指控构成行贿罪。经辩护认为这是企业经营中不规范行为引发,实际公司行贿行为。后法院判决时基本采纳该辩护意见,以单位行贿罪对向某轻判,使得其公司不至于因大股东长期羁押而破产倒闭。 2张某诈骗案——张某与公司另一股东多年以来因利益问题有纠纷,另一股东在民事诉讼败诉后,以张某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诈骗等事由刑事控告张某。张某先后三次被刑事立案,前两次均未起诉至法院。第三次立案是指控张某涉嫌诈骗罪。经辩护认为,本案控告人和被告人之间的纠纷,是典型的企业经营股东之间过于相信所谓江湖道义而未依法合规签订好相关协议引发的纠纷,如果当初做好企业规范的文件工作,相关的合同、协议、发票等资料齐备完善,张某也不至于三次被刑事立案。最终张某第三次被立案也是被认为无罪,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对其做了不起诉决定,但张某也因此前后被羁押700多天,受到了惨痛教训。 3.洪某诈骗案——洪某是某企业的大股东和实际经营者,其听信中介公司介绍,通过中介公司操作,提供了部分虚假资料骗取国家高新补贴80万元。其被拘留后,对公司的经营和数十名员工的就业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辩护人向经办检察官充分反映公司系遭中介的虚假宣传误认为有资格申领补贴,公司也有实际运营并非虚假皮包公司,恳请考虑到企业经营等方面对洪某不予批捕。后检察机关出于洪某主观恶性相对较低、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角度对洪某不予批捕。之后法院判决认定洪某系从犯(中介方为主犯),对洪某最终判决缓刑,使其企业免于破产,数十名员工免于失业。 4.茅某伪造公司印章罪——本案是因股东不和,为争夺公司控制权及快速变更法定代表人,大股东王某让茅某(工商代办中介)弄个假公章出具文件用于变更工商登记。后被小股东控告,王某及茅某均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后经辩护,检察机关考虑到本案系企业经营中出现的不规范现象,情节相对较轻,最终对王某和茅某做了相对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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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基本步骤:先依据罪名和犯罪实际,在法定刑幅度内按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确定量刑起点;再根据累犯、自首等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累犯从重、自首可从轻或减轻;最后综合犯罪性质、情节、危害程度及被告人认罪悔罪表现确定宣告刑。计算方法是确定各情节调节比例,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且要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确保公正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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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合伙非法采矿量刑需综合多方面考量。非法采矿罪量刑主要看情节,情节严重如破坏资源价值大、多次偷采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人合伙要区分主从犯,主犯担重刑,从犯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具体量刑要综合各合伙人作用、参与程度及违法所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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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中,“宽管级”犯人即便满足法定减刑条件,也未必比其他级别犯人更易获减刑。减刑关键看罪犯服刑实际表现,如认罪悔罪态度、遵守监规、接受改造及参加劳动等。“宽管级”只是表现不错的一种体现,非减刑直接决定因素。能否减刑由监狱提建议,法院综合多因素审核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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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执罪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涉案金额25万能否判缓刑需综合多方面判断。该罪量刑看犯罪情节严重程度,犯罪嫌疑人有认罪悔罪、积极履行义务等从轻情节,可能判缓刑;若犯罪情节恶劣,如暴力抗执等,判缓刑可能性小。具体量刑由法院综合案件情况考量,不能仅依涉案金额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