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共犯认定的标准是怎样的？

[律师回复]两者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可能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但两者存在明显区别：一是主观方面不同。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以驾车撞人的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二是客观方面的要求不同。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的违章行为必须造成法定的严重后果才构成为犯罪。

[律师回复]1、提供赌博机、资金、场地、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的；2、受雇参与赌场经营管理并分成的；3、为开设赌场者组织客源，收取回扣、手续费的；4、参与赌场管理并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及提供其他直接帮助的情形。

[律师回复]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侵犯对象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 1、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所以诈骗罪的共犯必须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2、诈骗罪中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那么共犯也是为了非法占有公私财务，故意实施犯罪行为。 3、诈骗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那么诈骗罪的共犯实施了诈骗行为骗取了数额较大的公私财务。

[律师回复]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行为人在客观上能够继续犯罪和实现犯罪结果的情况下，自动作出的不继续犯罪或不追求犯罪结果的选择。 首先，行为人明确认识到自己能够继续犯罪或实现犯罪结果； 其次，中止行为的实施是行为人自动作出的选择；再次，中止犯罪的决意必须是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的，不是部分的、有条件的或暂时的。 中止犯罪的主观原因，有的是惧怕受到刑罚的惩罚；有的是由于他人的劝说而改变了原来的犯罪意图；有的是良心发现，幡然悔悟，改变了自己的犯罪意图；有的则出于对被害人的怜悯，转而防止犯罪结果的出现。犯罪中止的主观原因，不影响犯罪中止的成立。 第一，中止行为是停止犯罪的行为，是使正在进行的犯罪中断的行为。 第二，中止行为既可以作为的形式实施，也可以的形式实施。 第三，中止行为以不发生犯罪结果为成立条件，但这种结果，是行为人主观追求的和行为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这里的犯罪过程，包括预备犯罪的过程、实行犯罪的过程与犯罪结果发生的过程。不在这些过程之内实施的行为，不属于犯罪中止行为。 《刑法》第24条 第一款规定犯罪中止的概念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有两种结果： 1、没有造成损害。 2、造成了损害。 我国刑法对这两种结果分别制定了处罚原则，即没有造成损害的，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减轻处罚。换言之，是否造成损害，不是构成中止犯的基本要件而是处罚中止犯的量刑因素。甲某、乙某在犯罪实行阶段，自动放弃犯罪，符合中止犯的构成要件，因此，应当依照中止犯的处罚原则对其减轻处罚。 从中国刑法的规定来看，第24条第２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显然，中国刑法也同许多国家的刑法一样，对中止犯，是“应当”从宽，并且，从宽的内容也差异极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减轻的待遇。 各国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均远轻于对犯罪未遂的处罚。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东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各国法文化传统以及刑法价值观的巨大的差异，在这一点上都烟消云散。各国立法者庄严宣布：对中止犯就应大幅度从宽处理。 尤其在中国刑法中，犯罪中止不仅比犯罪未遂、犯罪预备的处罚轻，而且与整个刑法所规定的其他法定从宽情节相比，也是独一无二属于最轻的。

[律师回复]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浅论共同犯罪中犯罪金额的认定 在共同经济犯罪中，有的是以分赃金额定罪处罚的;而有的地方则对各共犯按参与犯罪的金额定罪处罚。应当怎样确认犯罪金额，从而正确地对共同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呢? 所谓犯罪金额就是经济犯罪侵害公私财产的数额，或为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行贿)而使用的钱物的价值。由于犯罪金额突出地反映了经济犯罪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的侵害程度，自然地成为对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的依据。 笔者认为犯罪金额是以犯罪人犯罪故意所指向的、并为其犯罪行为侵害的总额为标准。比如，共同诈骗案的任何一个犯罪人犯意所指向的均是被害人的一定数额的钱财，且共同造成了被害人被骗的犯罪结果。其立案标准应以被骗总额计算，而不能以分赃所得计算。之所以这么说，有以下三点理由： (1)共同犯罪是一种犯罪的特殊形态，在定罪的时候需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均指向体现犯罪结果的犯罪金额。经济犯罪均是故意犯罪，经济犯罪共犯的故意所指向的应是其参与的整个犯罪的犯罪金额。 (2)《刑法》第二十六条第 (三)、第 (四)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只是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 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 (3)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在具体操作上至少存在以下矛盾：一是犯罪后没有分赃或没来得及分赃，怎样确定犯罪金额;二是个别犯罪人没有参与分赃，怎样确定其犯罪金额;三是查证不了分赃金额的共同犯罪，怎样确定其共同犯罪人的犯罪金额。 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对犯罪人进行处罚，其实质不是惩罚犯罪而是惩罚分赃，这是十分可笑的。 因此，笔者建议最高司法机关对、诈骗等经济犯罪共犯的犯罪金额认定作出明确解释，以实现司法的统一和公正。

[律师回复]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侵犯对象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 1、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所以诈骗罪的共犯必须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2、诈骗罪中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那么共犯也是为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故意实施犯罪行为。 3、诈骗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那么诈骗罪的共犯实施了诈骗行为骗取了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共同犯罪的构成特征 构成共同犯罪，必须具备如下要件： (一)主体要件 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下列三种情形： 1.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这种自然人共同犯罪，要求各犯罪人都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2.两个以上的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即刑法理论中所谓的单位共同犯罪。 3.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与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这在刑法理论中通常谓之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 (二)客观要件 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是指各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所谓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各犯罪人为追求同一危害社会结果，完成同一犯罪而实施的相互关系、彼此配合的犯罪行为。在发生危害结果时，其行为均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共同行为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1.共同作为、共同、作为与的结合。共同作为，即各共同犯罪人均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构成共同犯罪，比如甲、乙二人共同将丙杀死，共同，即各共同犯罪人均未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而构成的共同犯罪，比如儿子、儿媳共同遗弃年迈无生活能力的父母。作为与的结合，即共同犯罪人中有人系作为行为，有人系行为，例如：铁道养护工甲与乙事先合谋破坏铁路设施，在乙实施破坏作为时，甲佯装熟睡，不履行其职责。 2.共同直接实施犯罪。在这种场合中，共同犯罪人没有分工，均直接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3.存在分工的共同犯罪行为。具体表现为有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实行行为和帮助行为。在这种场合中，各人的行为形成有机的整体。 (三)主观要件 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加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其特征是： 1.共同的认识因素，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与他人互相配合共同实施犯罪，二是不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某种危害结果，而且也认识到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也会引起某种危害结果;三是各共同犯罪人都预见到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2.共同的意志因素。其中，共同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共同直接故意;共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共同间接故意，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表现为有的基于希望，有的则是放任。

[律师回复]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共同犯罪坦白的相关内容 《刑法修正案 (九)》中没有使用“坦白”一词，而表述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理论上，坦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坦白，仅指犯罪嫌疑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广义的坦白还包括自首和当庭自愿认罪，而“自首是坦白的内容之 一，是坦白的最高形式。”可以看出，刑法所指坦白，是指犯罪嫌疑人除构成自首以外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 1.坦白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强调坦白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的字面含义是“因被怀疑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而具有犯罪嫌疑的人”。“被怀疑”是建立在尚不确实充分的证据之上，需要通过侦查进一步收集证据;或者虽然证据确实充分了，但尚未被提起公诉，还需要进行审查。简言之，以提起公诉为界，提起公诉前是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后的身份就转变为被告人，而判决生效后，就变成罪犯了。因此，在侦查和审查阶段的身份就是犯罪嫌疑人，到了审判阶段就是被告人，到了执行阶段就是罪犯。将坦白的主体限定为犯罪嫌疑人，也就是说，只有在侦查和审查阶段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才属于坦白;而在审判阶段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就不能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坦白。 2.坦白的实质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不管狭义上的坦白，还是广义上的坦白，其实质都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受到司法机关调查、盘问或者讯问时，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真实身份，或者交代司法机关尚未发觉的其他同种罪行。犯罪嫌疑人在司法机关已经掌握主要犯罪事实，并且向其出示相关证据之后，不得已供述自己罪行的，不认定为坦白。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和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坦白。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3.坦白的到案形式是被动归案。坦白的本质在于，它是犯罪嫌疑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罪行的行为。被动归案是相对于犯罪人自动投案而言。实践中，被动归案有三种类型：一是因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而归案;二是被司法机关传唤到案;三是被群众扭送归案。 ④坦白与自首都要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区别主要在于自首必须是犯罪以后自动投案，若是被动归案，除非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不同种罪行，否则只能构成坦白。总之，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如果不认定为自首，就属于坦白。 坦白的刑罚适用 根据刑法理论，犯罪嫌疑人的坦白，从主观上说，表明犯罪嫌疑人放弃了继续顽抗的意图，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其人身危险性已经有所降低;从客观上说，可以加快侦查机关办理案件的进程，从而节省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 ⑥对具有坦白情节的被告人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坦白的时间、程度、价值等情况确定。 1.罪行的轻重。罪行轻重是决定坦白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幅度的根本因素。比如故意致多人死亡，则不管有什么法定从宽处罚情节，都不会从轻处罚，更不会减轻处罚。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罪该判处死刑的，即使有坦白情节，也可不从轻处罚。 2.坦白的时间。犯罪分子被动归案后，在什么时间什么背景下坦白其罪行，是马上交代，还是经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沉默或者狡辩，经过政策攻心或者出示一定证据的情况下才交代。坦白时间的早晚和背景的不同，不仅说明了犯罪分子对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早晚，反映其人身危险性程度，还可能直接影响司法资源效益和刑事诉讼效率，从宽处罚时需区别对待。 3.坦白的程度。即犯罪分子是彻底交代全部罪行还是只交代主要罪行，每交代一件罪行是较全面客观地交代主要事实和情节还是避重就轻。对于真心悔改的，要较大幅度从宽处罚;对避重就轻的，应较小幅度从宽甚至不从宽处罚。在供述同种余罪的坦白中，如果司法机关掌握的是轻罪，犯罪分子坦白的是重罪，说明其悔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从宽比例要大一些。 4.坦白的价值。即犯罪分子的坦白在全案中的证据作用如何，是一般证据、重要证据还是关键证据。有的案件没有犯罪分子的坦白交代，司法机关照样掌握其罪行，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的坦白对破案定罪的作用相对要小，从宽幅度就要小些;有些案件，没有犯罪分子的坦白，司法机关就难以充分掌握其罪行证据，或者难以详尽地掌握其犯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的坦白对破案及定罪的作用就相对较大，从宽处罚的幅度就应相应大些。 当前，全国正在试行量刑规范化改革。《人民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对于坦白，应当根据坦白的阶段、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 (1)坦白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一30%; (2)坦白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至于从宽的具体刑罚量，由法官根据坦白的时间、程度和价值等具体情况在规定幅度内确定。 自首与坦白的区别是什么 准确区分自乎与坦白的界限，是正确认定自首不可回避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主要是如何界定坦白和如何把握坦白的特征。关于何为坦白?我国刑法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 所谓坦白，是指犯罪分子被动归案之后，自己如实交代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据此，自首与坦白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 (1)两者均以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 (2)两者在犯罪人归案之后都是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3)两者的犯罪人都有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4)两者都是从宽处罚的情节。 但是，自首与坦白与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自首是犯罪人自动投案之后，主动如实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的行为;而坦白则是犯罪人被动归案之后，如实交代自己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 其次，自首与坦白所反映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不同，自首犯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重。 最后，自首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而坦白只是酌定的从宽处罚情节;并且，在一般情况下，自首比坦白的从宽处罚幅度要大。

[律师回复]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第二项明确:“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自首的成立有不同于单个自然人犯罪的特点，由于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和参与犯罪的程度不同，成立自首所要求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围也不同。 就实行犯而言，有单独实行犯和共同实行犯之分。其中，单独实行犯是指行为人一人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个行为。因此，其所知道的同案犯主要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在其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直接实施的犯罪行为，并交代其所知道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的犯罪行为，就应当认定为自首。但对于共同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个犯罪行为的共同实行犯而言，在其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时，必然要涉及到与其一起实施犯罪的同案犯的犯罪行为。因此，共同实行犯成立自首，不仅要求其在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直接实施的犯罪行为，还应如实供述与其共同实施犯罪的其他实行犯。否则，这种供述就是不彻底的、不如实的，因而不构成自首。 1、根据《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谓被采取强制措施，是指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采取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谓正在服刑的罪犯，是指已经人民判决，正在被执行所判刑罚的罪犯。除所规定的三种人以外的犯罪分子，不能成立特别自首。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 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可见，自首包括两种情形：一般自首和余罪自首。 成立一般自首，要求自动投案+如实供述；成立余罪自首，则要求：被控制+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

[律师回复]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共同犯罪坦白的相关内容 《刑法修正案 (九)》中没有使用“坦白”一词，而表述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理论上，坦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坦白，仅指犯罪嫌疑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广义的坦白还包括自首和当庭自愿认罪，而“自首是坦白的内容之 一，是坦白的最高形式。”可以看出，刑法所指坦白，是指犯罪嫌疑人除构成自首以外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 1.坦白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强调坦白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的字面含义是“因被怀疑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而具有犯罪嫌疑的人”。“被怀疑”是建立在尚不确实充分的证据之上，需要通过侦查进一步收集证据;或者虽然证据确实充分了，但尚未被提起公诉，还需要进行审查。简言之，以提起公诉为界，提起公诉前是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后的身份就转变为被告人，而判决生效后，就变成罪犯了。因此，在侦查和审查阶段的身份就是犯罪嫌疑人，到了审判阶段就是被告人，到了执行阶段就是罪犯。将坦白的主体限定为犯罪嫌疑人，也就是说，只有在侦查和审查阶段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才属于坦白;而在审判阶段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就不能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坦白。 2.坦白的实质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不管狭义上的坦白，还是广义上的坦白，其实质都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受到司法机关调查、盘问或者讯问时，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真实身份，或者交代司法机关尚未发觉的其他同种罪行。犯罪嫌疑人在司法机关已经掌握主要犯罪事实，并且向其出示相关证据之后，不得已供述自己罪行的，不认定为坦白。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和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坦白。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3.坦白的到案形式是被动归案。坦白的本质在于，它是犯罪嫌疑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罪行的行为。被动归案是相对于犯罪人自动投案而言。实践中，被动归案有三种类型：一是因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而归案;二是被司法机关传唤到案;三是被群众扭送归案。 ④坦白与自首都要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区别主要在于自首必须是犯罪以后自动投案，若是被动归案，除非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不同种罪行，否则只能构成坦白。总之，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如果不认定为自首，就属于坦白。 坦白的刑罚适用 根据刑法理论，犯罪嫌疑人的坦白，从主观上说，表明犯罪嫌疑人放弃了继续顽抗的意图，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其人身危险性已经有所降低;从客观上说，可以加快侦查机关办理案件的进程，从而节省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 ⑥对具有坦白情节的被告人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坦白的时间、程度、价值等情况确定。 1.罪行的轻重。罪行轻重是决定坦白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幅度的根本因素。比如故意致多人死亡，则不管有什么法定从宽处罚情节，都不会从轻处罚，更不会减轻处罚。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罪该判处死刑的，即使有坦白情节，也可不从轻处罚。 2.坦白的时间。犯罪分子被动归案后，在什么时间什么背景下坦白其罪行，是马上交代，还是经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沉默或者狡辩，经过政策攻心或者出示一定证据的情况下才交代。坦白时间的早晚和背景的不同，不仅说明了犯罪分子对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早晚，反映其人身危险性程度，还可能直接影响司法资源效益和刑事诉讼效率，从宽处罚时需区别对待。 3.坦白的程度。即犯罪分子是彻底交代全部罪行还是只交代主要罪行，每交代一件罪行是较全面客观地交代主要事实和情节还是避重就轻。对于真心悔改的，要较大幅度从宽处罚;对避重就轻的，应较小幅度从宽甚至不从宽处罚。在供述同种余罪的坦白中，如果司法机关掌握的是轻罪，犯罪分子坦白的是重罪，说明其悔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从宽比例要大一些。 4.坦白的价值。即犯罪分子的坦白在全案中的证据作用如何，是一般证据、重要证据还是关键证据。有的案件没有犯罪分子的坦白交代，司法机关照样掌握其罪行，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的坦白对破案定罪的作用相对要小，从宽幅度就要小些;有些案件，没有犯罪分子的坦白，司法机关就难以充分掌握其罪行证据，或者难以详尽地掌握其犯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的坦白对破案及定罪的作用就相对较大，从宽处罚的幅度就应相应大些。 当前，全国正在试行量刑规范化改革。《人民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对于坦白，应当根据坦白的阶段、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 (1)坦白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一30%; (2)坦白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至于从宽的具体刑罚量，由法官根据坦白的时间、程度和价值等具体情况在规定幅度内确定。 自首与坦白的区别是什么 准确区分自乎与坦白的界限，是正确认定自首不可回避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主要是如何界定坦白和如何把握坦白的特征。关于何为坦白?我国刑法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 所谓坦白，是指犯罪分子被动归案之后，自己如实交代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据此，自首与坦白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 (1)两者均以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 (2)两者在犯罪人归案之后都是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3)两者的犯罪人都有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4)两者都是从宽处罚的情节。 但是，自首与坦白与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自首是犯罪人自动投案之后，主动如实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的行为;而坦白则是犯罪人被动归案之后，如实交代自己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 其次，自首与坦白所反映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不同，自首犯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重。 最后，自首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而坦白只是酌定的从宽处罚情节;并且，在一般情况下，自首比坦白的从宽处罚幅度要大。

[律师回复]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浅论共同犯罪中犯罪金额的认定 在共同经济犯罪中，有的是以分赃金额定罪处罚的;而有的地方则对各共犯按参与犯罪的金额定罪处罚。应当怎样确认犯罪金额，从而正确地对共同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呢? 所谓犯罪金额就是经济犯罪侵害公私财产的数额，或为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行贿)而使用的钱物的价值。由于犯罪金额突出地反映了经济犯罪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的侵害程度，自然地成为对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的依据。 笔者认为犯罪金额是以犯罪人犯罪故意所指向的、并为其犯罪行为侵害的总额为标准。比如，共同诈骗案的任何一个犯罪人犯意所指向的均是被害人的一定数额的钱财，且共同造成了被害人被骗的犯罪结果。其立案标准应以被骗总额计算，而不能以分赃所得计算。之所以这么说，有以下三点理由： (1)共同犯罪是一种犯罪的特殊形态，在定罪的时候需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均指向体现犯罪结果的犯罪金额。经济犯罪均是故意犯罪，经济犯罪共犯的故意所指向的应是其参与的整个犯罪的犯罪金额。 (2)《刑法》第二十六条第 (三)、第 (四)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只是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 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 (3)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在具体操作上至少存在以下矛盾：一是犯罪后没有分赃或没来得及分赃，怎样确定犯罪金额;二是个别犯罪人没有参与分赃，怎样确定其犯罪金额;三是查证不了分赃金额的共同犯罪，怎样确定其共同犯罪人的犯罪金额。 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对犯罪人进行处罚，其实质不是惩罚犯罪而是惩罚分赃，这是十分可笑的。 因此，笔者建议最高司法机关对、诈骗等经济犯罪共犯的犯罪金额认定作出明确解释，以实现司法的统一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