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担保债权的数额和种类担保法里面具体的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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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是《担保法》中规定的提示性条款之一，是抵押合同应当具备的内容。设立抵押权的目的是为了担保主债权的实现，因此，对于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应有明确的约定。
在我国民法中，债权因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四种原因而产生，但《担保法》规定的“被担保的主债权的种类”不包括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以及损害赔偿之债。因此我国《担保法》中的“被担保的主债权的种类”，就是指“被担保的主合同产生的债权的种类”。当事人不能对因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产生的债权设定抵押。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在我国，有名合同主要有：买卖合同、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除了法律规定的这些有名合同可作为抵押担保的主债权之外，其他合法有效的无名合同也可以作为抵押担保的主债权。需要注意的是，抵押合同对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根据主合同和抵押合同不能补正或者无法推定的，抵押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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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债权的数额是指，在抵押合同中应确定被担保主债权的数额。特别是在当事人未约定所担保的范围时往往就根据被担保主债权的数额来界定抵押人的担保范围。因 这就是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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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 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应以非持卡人（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信用卡内财产权益并因此致使持卡人（受害人）丧失控制作为认定标准。即以“控制加失控说”为认定标准。 首先，信用卡诈骗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其危害结果具有双重性：既是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侵犯，又是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事实上，由于非持卡人实际控制财产本身也就是侵犯金融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该行为必然侵犯国家金融秩序，加上刑法对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数额较大”的客观要件，因而，认定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不能与传统取得型财产犯罪相脱离，仍应以非持卡人实际控制财产并因此致使持卡人丧失控制作为既遂认定标准，不能仅以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侵犯这一非物质性结果作为既遂标准。 其次，信用卡诈骗罪本质上仍属于取得型财产犯罪，刑法理论上对取得型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有控制说、失控说、控制加失控说、转移说等观点，司法实践中一般倾向于“失控说”。就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而言，笔者认为采取“控制加失控说”更为合适。原因在于，采取冒用他人信用卡方式进行信用卡诈骗犯罪具有其特殊性，与其他方式的财产犯罪不同。冒用他人信用卡犯罪中的受骗人（发卡银行）与财产权益受害人（持卡人）之间相对分离，非持卡人在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过程中与受骗人（发卡银行）和受害人（持卡人）之间形成类似“三角诈骗”关系，信用卡本身并无价值，仅仅是财产权益的价值载体，在此三角法律关系中，犯罪行为人非法控制信用卡及其卡内财产的结果，并非必然导致受害人丧失对信用卡及其卡内财产的控制。只要非持卡人拾得或者以非法方式取得持卡人信用卡和身份证后，不拿持卡人身份证办理挂失或者更改密码，持卡人仍然能够使用原信用卡帐号和密码进行消费和支付，持卡人也就没有丧失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的控制，此时信用卡内资金余额可能因持卡人的网上电子商务消费、支付而处于不确定状态。只有当非持卡人拿持卡人身份证到银行办理挂失或更改密码的行为致使持卡人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丧失控制时，非持卡人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的非法控制和占有数额才能得以确定。因此，应以“控制加失控说”作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五条的规定：“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2、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票面价值已定并能即时兑现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额的支票，以及不需证明手续即可提取货物的提货单等，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利息或者可提货物的价值计算……”，可知最高人民对盗窃金融凭证类的犯罪既遂数额的认定，采用的也是“控制加失控说”观点。由于“盗窃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与“非持卡人挂失、更改持卡人信用卡密码”二者属于同类行为：取得型财产犯罪。尤其是二者具有相同的行为结果：即行为人在非法控制所有人财产权益的同时，所有人对其财产权益丧失控制。因而，可以比照该司法解释规定，以“控制加失控说”作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