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被判刑之后想要去申请假释，假释适用禁止令么？、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创设了刑法禁止令制度，对判处管制和宣告缓刑的罪犯，同时可以禁止其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而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其假释条件和要求与宣告缓刑有类似之处，是否假释犯也存在刑法禁止令适用的可能性。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许多条文进行了修改、增加、删减，其中新增设的刑法禁止令制度，引起了许多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七十二条进行了修改，对于判处管制和宣告缓刑的罪犯，同时可以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与此同时，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将禁止令纳入《刑法》丰富了我国的刑法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体现，也是符合当前刑罚轻缓化的潮流趋势。但《刑法修正案（八）》对于刑法禁止令的适用现仅限于管制和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因此本文重点在于探讨假释犯对于刑法禁止令适用的可能性。　　在现代刑罚制度中，假释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其是当代刑罚宽缓化的体现，“假释是人犯自改过机关释放后而仍受当局约束的办法，他是被放回到社会去，但同时仍受严密监视，以便考察他是否可以住在自由社会里毋需监视。”假释的目的在于使犯罪分子能够快速的回归社会、融入社会，不因监禁刑而与社会脱节。我国《刑罚修正案（八）》对假释的条件进行了相应修改，将刑法第八十一条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同时对假释犯进行社区矫正，但本文认为对假释犯仅靠社区矫正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必须辅以其他管束措施，那么刑法禁止令就成为一个不二的选择。

实践中，有些假释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因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而再犯罪的情形时有发生。为了更好地预防假释罪犯再犯罪，增强社区矫正的监管效果，笔者建议在刑法第81条增加一款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对假释罪犯适用禁止令是预防其再犯罪的客观需要。刑法修正案(八)完善了假释的实质条件，即将刑法第81条第1款中的“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修改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从而更明确地规范了假释这一关键性条件。决定是否假释要对罪犯假释后是否“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作出判断，但这种预判并不能完全保证假释罪犯在考验期限内不再犯罪，而对假释罪犯在考验期限内仅仅实行社区矫正还远远不能预防其再犯罪，必须辅之以其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禁止令的目的在于有针对性地对罪犯进行必要的行为管束，以促进犯罪分子教育矫正，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因而，对假释罪犯适用禁止令是预防其再犯罪的客观需要，也有助于社区矫正机构对假释罪犯有效监管。　　对假释罪犯适用禁止令是刑法规范内部协调性的客观要求。禁止令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内容，规定了管制和缓刑情形。假释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所应遵守的规定与管制罪犯在管制刑执行期间、缓刑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所遵守的规定相类似。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8条的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且其执行都具有开放性特点。可见，三类罪犯在执行方式、执行机关、所应遵守的规定等诸多方面都有类似之处，因此，在适用禁止令上也应当协调一致。而且，假释罪犯所犯之罪比管制、缓刑罪犯重，社会危害性也大得多，理应赋予假释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比管制、缓刑罪犯更重的法律义务。

禁止令是审判阶段判决的一种辅助刑法的措施，一般在审判阶段做出，而缓刑和管制均是审判阶段的判处的刑罚措施。假释却是执行阶段的一种措施，故而做出假释决定时不可能再辅助以禁止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