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洗钱罪数额的规定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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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具体数额如何确定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具体数额如何确定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洗钱罪没有数额标准，只要符合法定的情形即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
一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为毒品犯罪。如1994年生效的法国刑法典等等，这也正是设立洗钱罪的初衷——为了遏止毒品犯罪。由于这种做法使洗钱罪的范围过窄，基本上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抛弃;
二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在某些特定的犯罪。如意大利1978年刑法典将洗钱罪的范围限制于抢劫、敲诈或诈骗以及绑架犯罪;
三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犯罪。如瑞士刑法第305条规定,任何人在知道或应该知道财产来源于犯罪的情况下，从事了危害调查财产来源或没收财产的行为，构成洗钱罪，刑法也采此类;
四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泛化到所有的违法行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将非法获取的货币资金或其他财产合法化的行为，就构成洗钱罪。根据刑法第191条和《刑法修正案》
(三)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的界定采用的是第二种立法例，即“毒品、性质组织、组织活动、”四种特定的犯罪。
我国刑法采用第二种立法例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作出界定，大体是妥当的，但是现行刑法对上游犯罪范围内容界定过窄却不为我们赞同。我们认为，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势在必扩，应该扩展至除了“恐、黑、毒、私”四种犯罪之外还包括贿赂、偷逃税、诈骗、绑架、赌博等犯罪在内的一切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巨大的严重犯罪。具体理由如下：
(1)洗钱罪作为一个具有相对意义的犯罪,有着其独特的犯罪客体,其社会危害性也因而获得了相对的性质。这一点,在应予重点打击的大规模、“专业化”洗钱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洗钱活动与其上游犯罪事实上的相对分离,使得这种犯罪的危害更加集中于对司法的妨害,而不依附于上游犯罪对其本来客体的危害。
(2)我国刑法有关洗钱罪的规定与《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相互冲突。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于2003年3月日起施行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性质的组织犯罪、活动犯罪，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该规定在对毒品犯罪，性质的组织犯罪、活动犯罪和犯罪进行重点提示的同时，将“其他犯罪”也规定为洗钱行为的上游犯罪，是符合洗钱行为的现状和有关国际公约的精神的。刑法的有关规定与之相比.则显滞后。
(3)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是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必然要求。在反洗钱的立法上同国际接轨,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就成了目前我国反洗钱立法的应然方向。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状况,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扩展至贿赂、偷逃税、诈骗、绑架、赌博等犯罪在内的一切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巨大的严重犯罪,是比较恰当的,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当然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罪行法定的原则，在有权机关在有关本罪的的修改或者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还应严格刑法的规定，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在刑法规定的四类犯罪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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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具体数额要如何确定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具体数额如何确定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洗钱罪没有数额标准，只要符合法定的情形即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
一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为毒品犯罪。如1994年生效的法国刑法典等等，这也正是设立洗钱罪的初衷——为了遏止毒品犯罪。由于这种做法使洗钱罪的范围过窄，基本上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抛弃;
二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在某些特定的犯罪。如意大利1978年刑法典将洗钱罪的范围限制于抢劫、敲诈或诈骗以及绑架犯罪;
三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犯罪。如瑞士刑法第305条规定,任何人在知道或应该知道财产来源于犯罪的情况下，从事了危害调查财产来源或没收财产的行为，构成洗钱罪，刑法也采此类;
四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泛化到所有的违法行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将非法获取的货币资金或其他财产合法化的行为，就构成洗钱罪。根据刑法第191条和《刑法修正案》
(三)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的界定采用的是第二种立法例，即“毒品、性质组织、组织活动、”四种特定的犯罪。
我国刑法采用第二种立法例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作出界定，大体是妥当的，但是现行刑法对上游犯罪范围内容界定过窄却不为我们赞同。我们认为，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势在必扩，应该扩展至除了“恐、黑、毒、私”四种犯罪之外还包括贿赂、偷逃税、诈骗、绑架、赌博等犯罪在内的一切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巨大的严重犯罪。具体理由如下：
(1)洗钱罪作为一个具有相对意义的犯罪,有着其独特的犯罪客体,其社会危害性也因而获得了相对的性质。这一点,在应予重点打击的大规模、“专业化”洗钱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洗钱活动与其上游犯罪事实上的相对分离,使得这种犯罪的危害更加集中于对司法的妨害,而不依附于上游犯罪对其本来客体的危害。
(2)我国刑法有关洗钱罪的规定与《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相互冲突。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于2003年3月l日起施行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性质的组织犯罪、活动犯罪，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该规定在对毒品犯罪，性质的组织犯罪、活动犯罪和犯罪进行重点提示的同时，将“其他犯罪”也规定为洗钱行为的上游犯罪，是符合洗钱行为的现状和有关国际公约的精神的。刑法的有关规定与之相比.则显滞后。
(3)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是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必然要求。在反洗钱的立法上同国际接轨,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就成了目前我国反洗钱立法的应然方向。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状况,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扩展至贿赂、偷逃税、诈骗、绑架、赌博等犯罪在内的一切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巨大的严重犯罪,是比较恰当的,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当然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罪行法定的原则，在有权机关在有关本罪的的修改或者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还应严格刑法的规定，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在刑法规定的四类犯罪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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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如下, 。刑法总则规定，对于未遂犯，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此原则的理解与适用一般不存在疑问。但在数额犯的未遂犯中，情况较为复杂，除了存在多个量刑档次以外，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不但包括犯罪数额，往往还包括其他犯罪情节，犯罪数额不但涉及既遂部分而且还涉及未遂部分。在抢劫罪中，既遂标准除了财产方面的标准还存在人身伤害方面的标准，这些因素的存在都给数额犯未遂的正确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于这些情况如何准确量刑，实践中存在分歧，做法不一。下面分别予以探讨。
一、单纯的未遂犯在单纯未遂犯的场合，犯罪数额中没有既遂的部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敲诈勒索数百万未遂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就设有多个刑档的数额犯而言，犯罪数额不仅是定罪条件，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当未遂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条件时，应当以最低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还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有人认为，考虑到实践中对于未遂情节一般只是从轻处罚，较少减轻处罚，而减至数档以下从宽处罚的则更为少见，为了避免对未遂犯量刑偏重，对于单纯未遂的均在最低刑档量刑较为适当。笔者认为，这一处理方式欠妥。对于单纯未遂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从轻或者减轻。
首先，前述意见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实践中对未遂犯的量刑平衡问题，但与未遂犯的处理原则相悖。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是指先将未遂犯视为既遂犯，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体现从轻或减轻。对于未遂犯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当先按照相对应的量刑档次确定量刑的基准刑档，再根据未遂的具体情节决定是否从轻或减轻。如最高人民在《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涉及销售伪劣烟草制品未遂的处理时明确规定，除了将未遂定罪处罚的标准设定为既遂的三倍以上之外，未遂犯法定刑升格的数额标准与既遂犯一致，只要达到既遂犯相应升格数额标准的，也分别按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相应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其次，对于个别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未遂犯也应当判处较为严厉的刑罚。虽然许多司法解释在涉及具体的未遂犯是否定罪处罚时，往往设定了较之于既遂犯更为严格的定罪条件，如对于盗窃、诈骗、保险诈骗未遂的，一般对于情节严重的才予以定罪处罚，在定罪条件上体现了未遂犯与既遂犯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差异。但是根据犯罪对象、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等方面的不同，未遂犯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都很轻，而且不同的未遂犯之间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对未遂犯一概在最低量刑档次处刑，不利于对犯罪的惩罚与预防。
二、犯罪数额既包括既遂也包括未遂在盗窃、诈骗，尤其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犯罪中，往往存在部分犯罪行为既遂、部分犯罪行为未遂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既遂数额、未遂数额与犯罪总数额可能都不在一个量刑档次，如诈骗既遂部分2万元，未遂部分18万元，诈骗总数额则为20万元，分别处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不同的量刑档次。这也涉及到量刑档次的确定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到准确的量刑。有人认为，为了避免量刑的偏重，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以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基准，将未遂数额作为酌定从重情节予以体现；也有人认为，对于未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比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高的，可以未遂数额对应的量刑档次为基准，将既遂部分作为从重情节，综合考虑未遂的从宽情节进行量刑。笔者认为，作为定罪条件或加重情节的犯罪数额，应当是指包括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在内的犯罪总数额。（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对合同诈骗、挪用公款等罪的犯罪总数额计算有特别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均不是针对犯罪数额的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的问题。）在未遂与既遂并存的情况下，无论是定罪条件还是加重量刑档次的选择，都应当根据犯罪总数额加以确定，在确定对应的量刑档次以后，再将犯罪数额的未遂部分根据犯罪未遂的处理原则作为从宽情节予以考虑。这在前述纪要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伪劣烟草制品的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伪劣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三、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在集资诈骗等许多数额犯中，除犯罪数额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之外，其他犯罪情节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具体条文中往往是将“数额巨大”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将“数额特别巨大”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列。这就会出现犯罪虽然未遂但其他犯罪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的情形。这种情形下，未遂的犯罪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与其他犯罪情节所对应的量刑档次可能就不一致，从而产生了量刑档次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在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的场所，其他犯罪情节无论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都不是犯罪的既遂标准，该罪的既遂标准还是财产标准，其他犯罪情节不影响未遂或者部分未遂的成立，对被告人仍然应当根据未遂犯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