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主观认定标准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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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针对您的合同诈骗主观故意如何认定问题解答如下,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从证据角度看，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行为人自己的口供二是通过行为人客观上的表现来推定。从司法实践来看，许多犯罪嫌疑人在归案后都会极力用“经济纠纷”作为幌子掩饰行为诈骗性质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较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供认自己犯罪罪行为。所以，如何从行为人客观方面的表现来推定其主观上的意图，就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履行能力说”、“客观分析说”、“原因分析说”、“分段分析说”等几种观点，以下分别对这几种观点进行评析。
1、“履行能力说”，即以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能力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签订合同的时候自己本身没有履行能力，就可以推定其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这种标准虽然明确可行，但也存在如下问题：
(1)行为人的履行能力在合同签订和合同履行阶段可能发生变化，如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可能没有履行能力，而后来却可能具有履行能力订立合同的时候有履行合同能力而后来反而不具有履行能力。因此，没有履行能力或履行能力不足而签订合同并不能排除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的无本经营或小本经营的可能性。
(2)履行能力还可能因为行为人在合同中地位发生变化而变化。由于我国合同法已经承认了隐名代理，居间合同在实践中也普遍存在，因此许多人尽管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履行能力，但他可能通过取得有履行能力的第三人支持而使自己由合同的本人转变为代理人或居间人，使合同依然可以履行。这种行为尽管可能产生民事责任，却不属于合同诈骗的范畴。可见，履行能力标准具有不确定性，不适宜作为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
2、“客观分析说”，即以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并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处理情况等客观因素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这种标准比“履行能力说”显得全面，能综合考虑行为人在行骗时的多种客观表现，如没有进行必要的履行义务的准备，不按照合同的规定处置标的物等，但是它仍然是以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的，并没有解决履行能力标准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而且没有分析行为人在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的主观目的，只限于对行为人客观表现的客观分析，因此，仍然是不全面的。
3、“原因分析说”，即以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行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损失的真正原因来确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原因分析说从整体上对合同的两个阶段进行综合分析，这种分析兼顾了对行为人主观和客观情况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原因分析说主要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在逻辑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尽管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必然是合同不能履行和一方当事人损失的原因之一，但是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只是诱发诈骗行为的原因之一，而合同不能履行和造成损失的原因是由诈骗行为引起的，所以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与这两种后果之间存在的还只是间接的因果关系。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和造成损失的原因还可能是多种的，而行为人诈骗行为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因此，原因分析说通过两重推定来确认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在逻辑上就显得不够周延，其结论也就不一定准确。
4、“分段分析说”，即在合同签订阶段，以是否以虚假的身份和虚假的担保来欺骗对方，使对方陷入错误的认识而交出财物作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在合同生效阶段，以行为人的履行态度，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以及合同标的物的处理情况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分段分析说综合了上述各种观点的优势，即：
(1)既从整体性的角度出发考察合同从订立到履行过程中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又从局部角度出发分阶段考察行为人在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客观表现。
(2)摒弃了以“履行能力”作为考察行为人主观目的的惟一依据，而将其重要的表现即行为人的资信(真实身份)和提供的担保的真实性作为重要的考察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履行能力标准的不确定性问题。但是，这种分阶段采取不同标准的分析并不能完全概括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表现，如行为人在合同签订阶段可能采取真实的身份，但对自己的财产状况作出虚假的声明，实际上也是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表现之一，而且也不能正确解释行为人在效率违约的情况下的主观目的，即行为人认为不履行合同对自己更为有利，拒绝履行合同但自愿选择承担违约责任，这时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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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关于要如何认定诈骗罪的主观故意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关键在于诈骗行为是否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是，则构成合同诈骗罪，否，则不构成合同诈骗罪。那么到底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如何区分呢?
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区别
合同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在犯罪的主观方面都必须是故意，过失不构成犯罪。但是，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故意产生的时间却有着不同于普通诈骗罪的特殊之处：合同诈骗故意产生的时间既可能是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最初，也可能产生在其他合法行为进行的过程中。换句话说，可以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初就已经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可以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行为人萌生了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故意。后一种情况是合同诈骗犯罪尤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并且其表现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对侦查取证的要求极为细致、严格;而普通诈骗犯罪的犯罪故意均产生于行为之初，其犯罪的临界点都发生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诈骗手段实施之前。也就是说行为人往往是在产生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之后，才进一步的通过种种诈骗手段将本身的意图付诸于实施。这与合同诈骗前一种情况有着相似之处。
其次，从行为人作案时所利用的合同这一客观表现形式来做一下区分。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行为人作案时客观表现形式的差别关键在于是否利用合同进行了诈骗。虽然说所有利用合同进行的诈骗不可能都定性为合同诈骗。但是，不容置疑所有合同诈骗都是利用合同进行的，而且合同诈骗中所涉及的合同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客观存在。，那种行为人单方面伪造合同文本获取他人信任，借以骗取财物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只能看作是普通诈骗中不同作案方式、手段中的一种。也就是说，合同诈骗行为人在进行诈骗行为时，必须与受害人之间有一个真实的合同协议内容存在，且不管这基中诈骗一方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成分有多大。该合同恰恰是诈骗犯罪的有力佐证。一讲到这里，有一点实践中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我国现行《合同法》允许合同以书面、口头或其他像电子数据交换载体等的形式存在。这里的口头表现形式使很多侦查人员在断定案件性质时无确认识。其实，合同双方当事人就交易事项达成共识之后，有没有书面的表现形式是一样的，只要是交易行为客观发生，双方也确实就交易事项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一致，这期间发生的诈骗行为，即便是口头协议同样也构成合同诈骗。另外，合同诈骗犯罪中的合同，本文以为从其侵害的客体性质并结合立法目的来看应当是指双务有偿合同。就单务合同、无偿合同像赠与合同、自然人之间的无偿借贷合同、无偿保管合同等，产生的诈骗行为应归属于普通诈骗之列。、即行为人虽然利用了一定的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不具有规范、影响市场行为的性质。就好比行为人写下借条(合同)。骗取对方一定数额的金钱后挥霍一空而不予偿还或说外逃的，就不可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归结起来讲，行为人必须利用了能够体现各种市场交易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最后，“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又一区别即犯罪主体，合同诈骗的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而普通诈骗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不包括单位。
我们在判定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究竟应定性为合同诈骗还是普通诈骗的时候，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先看行为主体，凡主体是单位的，就不可能是普通诈骗;再看合同的性质，涉案合同属双务有偿合同的，订合同诈骗，行为人单方面伪造合同或者是单务、无偿合同的定普通诈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