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条款的概念及霸王条款的认定标准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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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入户盗窃的概念与认定是怎样的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 入户盗窃，是指非法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盗窃的行为。 现代社会较为普遍的对“户”的理解界定为周围有遮掩物与外界相对的用于生活的场所为“户”。“户”在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一般情况下，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工棚等不应认定为“户”，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果确实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也可以认定为“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等包涵在在刑法的“户”的范畴内，由此可知，“户”并不局限于居住的房间，封闭的院落、的阳台等与外界相对的场所，与居住的房间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均应认定为“户”。在用做出租屋的楼房内，“户”的外延应相对缩减，租客租用的房屋内才能认定为“户”，公共阳台、楼梯间等公用场所不应认定为“户”。 入户盗窃的认定 (一)入户进行盗窃是否必然构成入户盗窃 入户盗窃通常是作为量刑上的一个从重处罚的标准来考量的。为更利于维护作为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双重屏障的“户”，入户盗窃对盗窃数额不作要求。然而，入户进行盗窃是否必然构成入户盗窃呢?笔者认为，认定入户盗窃时，必须注意“入户”的非法性。行为人在未获取户主同意的前提下，非法进入他人住所，实施了盗窃行为，就应该认定为入户盗窃。但如果行为人是合法进入他人住所后实施了盗窃，通常是亲属、朋友之间实施的小额盗窃行为，其行为通常对户内人员的人身威胁较小，应认定为普通盗窃。有学者认为，认定入户盗窃应关注“入户”的目的性，即如果行为人基于其他非法目的进入他人住所并临时起意实施了盗窃行为的，不应认定为入户盗窃。 笔者认为，入户盗窃着重的是对“户”的保护，无论行为人基于何种目的，只要其系非法“入户”并实施了盗窃行为，就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主观上基于何种目的，往往仅有行为人自己的供述可供参考，如对入户的目的进行细分，进而对一些非法入户进行盗窃的案件不认定为入户盗窃，容易放纵犯罪。有观点认为，入户盗窃对人身权的危害仅发生在户内有人的情况下，若户内无人，其对公民人身权的危害则小得多，对生命健康权这一最重要的人身权的潜在危害基本忽略不计，因此应当视同一般盗窃处理，户内无人且数额较小时，不应当构成盗窃罪。笔者认为，对于行为人而言，当其实施非法“入户”这一行为时，其主观恶意就明显更深于实施普通盗窃，其一旦“入户”，就可能侵犯公民的住宅安宁权、隐私权抑或生命健康权。如果行为人入户实施盗窃时户内无人，中途户主归家，那么行为人仍可能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户内始终无人的情况是一致的。故无论户内是否有人，均应对实施非法入户进行盗窃的行为认定为入户盗窃。 (二)间接入户盗窃的认定 间接入户盗窃表现为利用自己身体以外的工具入户盗窃。比如行为人亲自手持竹竿从窗户伸入他人户内钓走财物；比如用遥控电子工具到他人户内盗窃财物；比如通过训练动物到他人户内盗窃财物。虽然这些行为直接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但没有直接侵犯户内安宁权，不构成入户盗窃法益保护的范围，所以利用身体以外的工具“入户”的不能认定为入户盗窃。 (三)入户盗窃共犯问题 1、间接正犯入户盗窃的认定 间接正犯指没有亲手实施而利用他人实施犯罪的行为，如利用不知情的第三人、未成年人或完全精神病人入户盗窃。从入户盗窃法益保护角度来看，间接正犯的主观目的为利用行为人入户且侵害了户内的财产权和安宁权，客观上也实现了这一损害结果，行为人由于缺乏主观故意而不承担责任，所以间接正犯承担入户盗窃的刑事责任。 2、教唆犯入户盗窃的认定 教唆他人入户盗窃不论是从主观目的还是行为手段方式，均构成了对他人“户”内的财产权和安宁权的侵犯。教唆者和被教唆者达到的都是同一目的的行为，所以即使被教唆者入户只盗窃了一元钱，教唆犯也具备构成入户盗窃的要件，应认定为入户盗窃。另外被教唆的是完全精神病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教唆者对于该精神病人达到支配的程度，这时教唆者要作为间接正犯承担入户盗窃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教唆人是不完全精神病人的，入户盗窃在不完全精神病人精神正常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教唆者对于该精神病人并没有到支配的程度，且存在意思联络，这时教唆者和被教唆者都承担入户盗窃的刑事责任。 (四)户内特殊环境对入户盗窃的认定 户内的人由于自身的原因，明知入户盗窃者实施犯罪行为却无力阻止，如智力障碍者障者、老弱病残，被害人目睹行为人盗窃，却无法阻止入侵者的行径，此种行为应一律认定为入户盗窃。但是，如果是入户盗窃者对被侵害人虽未采取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等手段而是实施一些特殊的手段造成的被害人无能力发现和反抗的状态，而进入户内盗窃的行为，比如，用事先准备好的“迷烟”将户内的人吹昏后，再实施入户盗窃，这属于入户抢劫的造成被害人不能反抗的强制方法，是抢劫罪的其他手段之 一，所以认定为入户抢劫，而不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 (五)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区分标准 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所以人们一般以着手后是否得逞做为判断既遂和未遂的标准。盗窃罪既遂的通说为“失控加控制说”，行为人已经实际取得财物就为既遂的标准，所以有学者指出：“既然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合法权益，那么刑法分则条文在每一个罪设置上所意欲保护的合法权益(客体)是否发生实际损害，当然就成为犯罪既遂认定的根本标准。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每一种犯罪所能造成的具体权益损害的刻画，便成为司法操作中识别犯罪既遂的基本标准。在确定犯罪既遂的各种具体类型时，均应当以行为规律性地必然会对具体权益引发的某种实害为着眼点，只不过实害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因此，认定犯罪既遂的一个决定性前提就是准确领会并合理解释刑法在各具体罪名中所意欲保护的客体的内容。以此为标准，便可以解开刑法学界一些长期争论不休而终无定论的问题。” 要区分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区别点就是要找到入户盗窃的着手，是以入户为着手还是以入户后开始挑选财物为着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点。从整体来看，入户似乎是入户盗窃的着手，但是如果入户后发现户内没有财物，就没有侵害财产的现实危害发生，这时把入户作为盗窃罪的着手会扩大刑事处罚范围，而以入户后开始挑选财物为着手挑选财物是指已发现财物且正在选取中，还没有实际取得，在实施这种挑选财物的行为时才具有发生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现实的危险，所以应当以入户后开始挑选财物为着手，并以实际取得财产为既遂，不论盗窃数额的大小，都发生了法益侵害的结果，应认定为犯罪既遂。入户后没有实际取得财物，即便侵犯了他人的安宁权也不能认定为既遂，应认定为盗窃罪未遂。根据我国盗窃罪既遂标准“失控加控制说”，入户盗窃控制了财物，比如，入户后隐匿了财物，入户后将小物件拿到手上就可为入户盗窃的犯罪既遂。被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比如，大物件如电视机搬出户外为入户盗窃的犯罪既遂，将入户盗窃所得的财物扔到户外楼下，打算下楼后再去转移，这时被害人已经失去了对该物的控制，不论行为人事后是否取得也认定为入户盗窃的犯罪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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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条款不是一个法律术语，一般是指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合同格式条款。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合同条款。格式条款由一方当事人预先制定，并由不特定的第三人所接受，具有完整性和定型化的特点。相对人虽没有参与合同的制订，但对合同的内容只能表示概括的同意或拒绝，而不能修改、变更合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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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定性问题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性质是证据，且与物证、书证、勘验笔录等不同，是一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根据一定的专业技能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分析与论证来确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一定责任的公文书证，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也不能直接设立、变更和消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其性质属于证据类型中的书证，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
交通事故认定书本身并非行政决定，而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
自2004年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原“事故责任认定书”表述修改为“事故认定书”之后，处理民事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定性为民事证据这一理念已逐渐被业内普遍认同，作为交警对交通事故的处理意见书，其依据的法律规定及原则与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不同，其责任认定不能等同于民事赔偿中的责任分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主要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在分析判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与民事审判中分析判断侵权案件适用全部民事法规进行分析有所区别，而且，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民事诉讼中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不完全相同。
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该以什么归责原则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责任承担及其免责事由
根据侵权行为法理论，民事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是确定侵权行为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准则。民事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其归责原则的确定和把握是确定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和前提，是法官处理侵权纠纷案件的基本准则。不同种类的侵权案件，应适用各自不同的归责原则。
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其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适用则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
1、根据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即对于两机动车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是否承担责任及担责大小。
2、根据该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即对于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而言，则是采取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适用过失相抵，以此决定是否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责任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交通事故当事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及事故当事人在事故中原因力的大小所做的认定。它不同于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是根据法定或约定及行为人侵权行为的过错所应当承担的一种不利的法律后果。无事故责任并不一定不赔偿(如机动车与行人事故)，负事故全责也不一定承担赔偿责任(除非行为故意)。如：无照驾车正常行驶，发生交通事故，不一定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无照驾车是一种严重违章行为，但该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无照驾车本身不是事故发生的必然因素。
新《交通安全法》第73条、《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1
5、16条都规定了认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应从以下三个标准认定：
1、事故当事人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认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首先要看行为人的行为和事故的发生和损害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即使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也不应有事故责任。
2、事故当事人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即对事故发生原因力的大小。原因力是指在导致事故发生的共同原因中，每一个原因对损害结果发生或者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
3、当事人过错的程度。在因果关系确定以后，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当事人过错程度来确定的。
其中，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于2003年3月26日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会议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接受了《人民法院报》记者的采访时就明确指出：
关于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在审理机动车致非机动车一方人员伤亡的案件时，应当贯彻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原则。机动车行为人在无过错的情况下造成非机动车一方人员伤亡的，除非出于受害人自杀等行为人难以控制的情形，行为人仍应给受害人适当的赔偿;在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的情况下，即使受害人有重大过失，也只能按照过失相抵原则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而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更不得判决过错相抵后再要求受害人赔偿机动车一方的损失。要正确对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实际上是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的分析，是对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确认。要避免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应将其作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确定受害人一方也有过失的重要证据材料。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从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责任的依据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有两个因素，即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前述条款中的“作用”与“过错”并列，与民法中的“过错”不是同一概念，在交通事故中，行为人有同等的过错不一定承担同等的责任，过错大的不一定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该规定中，此类交通事故归责的依据不是发生侵权行为时的过错大小，而是侵权行为发生后其他违法行为。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归责方法与民法上的归责原则存在区别。此外，在举证责任负担、责任人的范围等方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也与民事诉讼存在不同之处。 综上，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同时，交通事故责任也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情，全面分析全部证据，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
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用
1、作为交通警察对违章的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
2、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与民事赔偿案件中，又是证明被告人是否有罪、赔偿义务人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应当赔偿多少损失的证据。 人民法院在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民事审判中，要对各类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可以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科学性提出质疑，法院有权根据无过错责任原则审查、改变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如果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错误，法院可不采用这种证据，而作出民事判决。
因此，人民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时，不是必须要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责任的判案。当然，在没有特别有力的支持下，人民法院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参考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来判案的。在实务中，当事人依靠自已的能力来推翻由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四、关于事故认定书中当事人的责任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区别
对事故认定书中，当事人责任认定的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章交通事故的处理，第91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第45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这里所谓的“当事人的责任”，均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时所认定的责任，实际上是指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违章、是否构成过错，以及当事人行为对交通事故形成的影响力的大小。
在民事赔偿中，对损害赔偿责任认定的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8条第四项：(四)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当事人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确定当事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是不同的：
第一、承担的责任形式不同，前者是当事人在处理事故中要承担的行政责任，而后者是当事人的因过错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